導讀：2022年2月23日，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吳緒亮博士應邀為AI、SaaS、WeCity三大產業加速器的企業家社群分享宏觀經濟與數字經濟形勢，此文是在演講記錄基礎上整理而成。核心觀點認為：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宏觀形勢的突出特點是不確定性增加，但這種不確定性主要是短期的。如果從中長期視角來看，實際上確定性趨勢要超過不確定性。因此，我們需要探尋宏觀經濟的中長期確定性趨勢，從而為商業戰略找到長期主義的宏觀依據和信心。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騰訊產業加速器的小伙伴們一起分享宏觀經濟與數字經濟發展態勢。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宏觀形勢的突出特點是不確定性增加。但我認為，不確定性主要是短期的，可以通過短期宏觀政策進行矯治，長遠來看其實影響有限。如果從中長期視角來看，實際上確定性趨勢要遠遠超過不確定性，盡管這種確定性的趨勢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相對于短期不確定性沖擊，我們更需要探尋宏觀經濟的中長期確定性趨勢，不畏浮云遮望眼，從而為商業戰略找到長期主義的宏觀依據和信心。
那么，從中長期視角來看，宏觀經濟有哪些確定性的趨勢呢？總體來看，至少有八個大的方面：
1、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
2、中國經濟增速趨同發達經濟體；
3、內需和外需重心轉換；
4、消費領跑三駕馬車；
5、數字化推動效率變革將成最大新動能；
6、人口總量和結構持續緩慢變化；
7、雙碳戰略重塑未來發展模式；
8、共同富裕是個長期歷史使命。
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
大家現在都很關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提法。到底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近百年發展趨勢來看，有兩個重要因素正在發生逆轉性的變化。
一個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興起并最終超越傳統發達國家。目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占到全球的40%左右，過去二十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世界500強企業中亞洲就有227家，八國集團的全球影響力逐步讓位于二十國集團，這是近百年來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日本的經濟體量在1995年達到美國七成以上，之后持續衰退，被稱作“失去的二十年”。中國GDP現在也占到了美國七成以上，但是綜合國力和前沿科技競爭力還有很大差距，較長時期的后發趕超和大國競爭將是必然。
另一個是全球化趨勢正在發生根本性逆轉。十五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開啟了全球化進程，工業革命后全球化進程加快，二戰后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重塑則將全球化推向了巔峰。但是隨著全球貿易和經濟失衡加劇，近年來保守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特別是2018年中美貿易沖突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布局進入深刻變革期，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動蕩、收縮、內顧、分散乃至局部斷裂等現象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二、中國經濟增速趨同發達經濟體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及中國經濟增速快速下降引發廣泛關注。一些人誤以為是疫情造成了經濟增速下降，實際上，全球及中國經濟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進入下降通道，疫情這只“黑天鵝”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
自1978年以來的四十多年里，中國年均增長率高達9.2%，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持續這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2007年，中國經濟增速達到最高，當年GDP增速為12.7%，此后開始逐年波動下降。2010年因金融危機后的強力刺激政策反彈了一點，但完全沒能改變這種下行的大趨勢。因此，2008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學界討論最多的是“保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討論的是“保六”、“保五”。
不僅中國如此，實際上全球經濟都沒能從2007年次貸危機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真正恢復過來，這一點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情形有著顯著區別。這里面有很多復雜的因素綜合作用，造成了這個大的趨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難以改變的。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收入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經濟增速長遠來看終將趨向歐美等發達經濟體3%左右的常態。因此，即使疫情短期內得到控制，我們也很難再回到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目前需要努力的方向是盡可能久地維持5%以上的中速增長，從而盡可能延長趨同發達經濟體低速增長階段的緩沖期。考慮到我們人均GDP只有美國1/5左右，增長潛力還非常大，只要措施得當，這個緩沖期完全有可能維持十年之久。因此，十四五規劃各項任務乃至2035年實現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都可以順利實現。
三、內需和外需重心轉換
雖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概念是2020年中財委第七次會議才首次提出來，但實際上關于內需和外需重心轉換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06年。
經濟學家一般用外貿依存度，即貨物進出口額占GDP比重這個指標來觀察外需或外循環。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依存度持續提高， 2001年加入WTO后加速攀升，到2006年達到67%的頂峰，然后就開始下降。
從基本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可以知道，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不可能永遠適用于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經濟規模小于荷蘭，“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是可行的，但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加，2021年我們已經占到了世界經濟的18%左右，對發展戰略進行調整是符合邏輯的。
因此，正是在2006年，國家制訂“十一五”規劃并明確提出以內需為主的方針。也就是說，新發展格局的核心思想，也就是以內需為主的思想在2006年就已經提出來了，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沖突和技術封鎖將這一戰略的緊迫性和戰略意義進一步凸顯出來。
四、消費領跑三駕馬車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其中，投資大體可以分解為制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三大類。回顧中國四十多年的發展歷程，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201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工廠，2013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
但是不管從制造業投資，還是基建投資或房地產投資，投資的邊際效用和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都不可避免地開始減弱。同樣地，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對于我們這樣的一個龐大經濟體量也已越來越難以實現，疫情期間的短暫反彈不易持續，未來穩出口難度增大。因此，未來二三十年，消費對于經濟持續增長的戰略意義必將越來越凸顯出來，成為三駕馬車的領跑者，擴大內需戰略的重中之重必然是擴大消費。
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比重）處在50%以上的高位，之后隨著投資和出口的攀升而開始下降，2010年達到34%的低點。此后，消費占比開始上升，2021年為38.5%。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投資和出口的下降而產生的相對結果。
相對歐美等發達國家，中國的消費率明顯偏低。中長期來看，提高需求總量、相對量以及升級消費結構將是一個必然趨勢，并且這個趨勢已經正在展開。但是需要注意，刺激消費是一個系統工程，并非簡單的增收問題。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比如教育、醫療、鄉村振興、房地產政策等等，看起來似乎與消費無關，但實際上最后繞來繞去都回到了提高消費占比這個大問題上面。消費率的提升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從而又會進一步影響投資水平，政策組合搭配需要在大趨勢下尋找動態最優解。
五、數字化推動效率，變革將成最大新動能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的高增長時代已經過去，而消費的提升不會短期就立竿見影，是一個系統工程。那么，推動未來數十年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哪里？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一個經濟學術語：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產率也叫技術進步率，是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提出，指資本、勞動、土地等全部生產要素的投入量都保持不變時，生產量依然能夠增加的部分，而增加的原因就在于生產要素得到了更有效率的使用。
中國雖然2021年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美國的77%左右，但全要素生產率卻遠低于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多發達經濟體。據騰訊研究院企鵝經濟學工作坊運用佩恩世界表數據進行測算，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尚不足美國一半。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2021年中國每小時勞動生產率為13.8美元，而美國高達70.6美元，我們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見，我國經濟效率的提升空間巨大，蘊藏著未來數十年經濟增長的最大新動能。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點無外乎兩方面，一個是技術進步，另一個是資源配置方式優化。能同時實現這兩方面功能的技術就是通用目的技術，它一方面能夠提升單個要素的生產率水平，另一方面能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帶動社會各行各業的資源優化配置和效率提升。十八世紀的蒸汽機、十九世紀的內燃機和電力、二十世紀的計算機都是這樣的通用目的技術。二十一世紀正迎來數字技術這樣一個新的通用目的技術應用浪潮，特別是產業互聯網的發展為經濟動能轉換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百年難得的戰略機遇，是未來數十年最具確定性的大趨勢。正是基于對這一趨勢的把握，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在《求是》雜志撰文指出，“我們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從歷史經驗來看，任何通用目的技術的應用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這里面有兩個問題尤其值得重視。一個是通用目的技術滲透到各行各業的速度、廣度和深度各不相同，需要在深入研究總結行業生態規律的基礎上進行政策引導；另一個是通用目的技術的資源配置優化特性必然會對經濟社會的運行方式產生深遠影響，需要根據社會總福利最大化和分配最優化辯證統一的原則重構最優規則框架。
六、人口總量和結構持續緩慢變化
2021年5月七普數據發布后，人口生育率下降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但實際上，人口是個慢變量，變化趨勢早有端倪，特別是勞動力增速下降的趨勢很早就已經出現了。統計數據顯示，勞動年齡人口（一般按15-64歲人口來統計）占總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時就已達到74.5%的頂峰，此后就開始持續下降。
此外，從人口總撫養比指標來看，2011年發布的六普數據是一個轉折點，此前數十年人口總撫養比持續下降至52.5%，此后十年則急劇上升至七普的79.9%。從老齡人口結構來看，七普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目前已高達18.70%，兩三年內就將突破3億人。
一般認為，宏觀經濟增長有三個基本的源泉：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可見勞動力持續增加對于經濟增長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問題不是一個短期變量，而是一個非常非常緩慢的長期變量。因此，人口總量和結構發生變化都不是三五年的事情，而是一個緩慢的大趨勢。同樣地，想要改變這個趨勢也不是三五年或短期宏觀政策能做到的事情，都有很強的慣性。在此過程中，適當延長退休年齡、降低勞動力在城鄉和區域流動的壁壘、提高人力資本投資和優化產業雁陣分工等等都是可選擇的政策措施。從產業影響來看，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勞動密集型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必然朝著技術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的發展方式演進，制造、建筑、服務等諸多行業領域都將受到深刻影響。
七、雙碳戰略重塑未來發展模式
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的雙碳戰略目標雖然2020年才明確，但同樣有其長期趨勢下的邏輯必然性。從碳排放量來看，中國2006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目前占全球碳排放比重接近三成。從能源消費量來看，中國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并且能源進口依存度在2001年入世后一直快速上升，尤其是石油進口依存度近幾年更是超過70%。
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至今仍占據約六成的絕對主導地位，可再生能源替代緩慢。我們的能源效率遠遠落后于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5年中國的能源效率約為5.84購買力平價美元/千克石油當量，不足歐盟和日本的一半，約為美國三分之二。
因此，不管是從碳排放，還是能源消耗的角度，雙碳戰略的提出都是大勢所趨，也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需要久久為功，任重道遠。在此背景下，碳減排、可再生能源替代、減少能源進口依存度，以及通過包括數字技術在內的多種辦法提高能源效率，已成為未來數十年的確定性趨勢，必將從底層邏輯上重塑未來的商業理念和經濟發展模式。
八、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歷史使命
2021年10月，《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署名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引起廣泛關注。而實際上在此前一年，十四五規劃建議已經提出要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以及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
共同富裕關注的重點當然是收入差距問題。經濟學家一般用基尼系數來描述收入差距，系數越高，貧富差距越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基尼系數明顯低于歐美日韓等國家。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我國基尼系數不斷上升，在1984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目前約為0.56，比許多發達經濟體還要高。
目前我們已經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現代化的新階段。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1.2萬美元，逼近高收入國家的下限門檻，2022年大概率將跨入高收入國家陣營。在此背景下，提出共同富裕毫無疑問是歷史必然趨勢。當然，共同富裕不是短期可以實現的，更不是均貧富，而是需要通過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基礎上合理分配的長期歷史使命。
此外，除了收入差距，共同富裕還體現在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住房差距、公共服務差距等方方面面，數字鄉村、遠程教育、在線診療等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的蓬勃發展將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新思路
來源：騰訊金融研究院 ，作者吳緒亮
